编辑《证券时报》 蔡江伟
说到目前的风险投资环境，国有资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一方面，国有资产投资的势头正在蓬勃发展。近年来，各地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涵盖省、市甚至区县。至于规模，1000亿并不少见，100亿甚至只能算是“起步价”。；从增量的角度来看，一些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国有资产在当前市场新增募集资金中的比例已达到80%甚至更高。国有资产在整个行业的“重量”不断增加，话语权也不断上升，因此许多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将“服务”国有资产作为工作的重点。然而，另一方面，业界对这一现象也存在争议。毕竟，风险投资的本质仍然是风险投资。当需要保持和增加价值的国有资产大规模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时，如何尽量减少两者在“基因”上的冲突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多年来，由于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社会资本投资风险投资的热情下降，整个行业在融资过程中感到寒冷。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的进入确实在整个行业中发挥了及时的帮助作用。此外，由于其资本来源的特殊性，国有资本自然适合作为耐心资本的作用。但不用说，一些地方国有资本在其投资经营中，没有充分了解风险投资的原始内涵，设置了回报、保证、回购等条款，股权投资进入实质性投资、债务投资，后者仍具有“赌博”的特点，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但客观效果是，投资者似乎可以转移风险、旱涝保收，但基金经理基于风险担忧，或害怕投资，造成闲置资金浪费，但真正有潜力的项目无法支持；或项目失败，基金经理或被投资企业难以履行担保或回购责任，所谓的旱涝保收实际上是一个镜子。
那么，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要求和风险投资的不确定性自然是水火不可调和的吗？不一定。让国有资产大规模从事风险投资本身就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似乎是一种“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中的各种做法不仅是试错，也是探索。国内外的宏观环境决定了国有资产此时必须站起来，稳定行业基本板块的压舱石；风险投资的基本逻辑决定了无论哪种身份或背景资金都必须遵守风险投资的经营规律。合理的风险回报是敢于“大胆”、坚持“耐心”的动力取决于基金经理的专业投资能力。
令人欣慰的是，放宽对国有资产风险投资的约束，解决其担忧，已逐渐成为各地的共识。从上海、广东、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政策实践可以看出，国有资产风险投资的容错正在进行制度创新和尝试，无论是设定最大损失范围还是差异化评估。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国有资产在风险投资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真正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坚实后盾。这不仅是对创新精神的尊重，也是发挥国有资产主导作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的应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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